摘要：这个问题他不只提给艺术界，也是提给当代社会的。
陈梅 摄影：吕萌
蔡国强在北京的家是胡同里的一座四合院，东面的院门边种着一陇竹子，蔡国强工作室的成员在北房办公，院子中央是一张白色长桌。
3月底的天气，北京还是乱穿衣的季节。蔡国强一件灰色打底衫，灰绿色羽绒外套。他的助理说他刚接受完另一家媒体的采访，特意在我们来之前换了一身衣服。
“我是12月的生日，今年年底才满59岁。”看资料以为他已年届六十，蔡国强微笑着纠正道。
阳光很好，蔡国强问我们就在院子里采访行不行。他让助理拿来一支笔、一张纸放在眼前，在藤椅上选了个舒服的姿势。阳光打在他的左脸上，在鼻翼右侧制造出一片阴影。他瘦削，精神很好，寸头里夹杂的灰色被下午两三点钟的太阳照得亮晶晶的。
他和他的团队几天前刚从多哈飞回北京。3月13日，蔡国强策划的大型展览《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在多哈的阿尔里瓦克 (Al Riwaq) 展览馆开幕，15位/组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家参展。
艺术家蔡国强已经拥有一份丰富的策展履历。2000年起他在意大利、日本、台湾、古巴打造《什么都是美术馆》系列献给当地社区；2005年担任第51届威尼斯双年展中国馆策展人；2010年起，《农民达芬奇》在上海、里约热内卢、京都和米兰等多地展出，吸引数百万观众。
但他并不认为自己是策展人。“其实我是作为艺术家来鼓舞他们的，给他们平台，倾听他们的苦衷和期待，做艺术的乐趣是什么。”在即将问世的展览同名书籍《艺术怎么样？》里，蔡国强与这15组参展艺术家进行了认真的对谈，向每个艺术家抛出这个严肃的问题——“活”怎么样？创造力怎么样？
“中国当代艺术水平究竟如何？艺术家贡献多大？抛开中国的特殊背景，那些天价中国当代艺术品有何价值？有没有创造性？”是蔡国强在这次展览中提出的问题。在西方人眼中，中国艺术家要么就是曾梵志那样的市场宠儿，要么就是艾未未那样的叛逆反骨，“天生要被人取笑，（被用来）表现政治的问题的”。他希望除此之外，西方艺术界以及阿拉伯世界的艺术界能够关注到中国艺术家的个人艺术语言和艺术创造力。
摄影：吕萌
蔡国强1957年生于福建泉州，1980年代中期开始用火药创作而声名鹊起。彼时一场被称为“八五新潮”的现代主义美术运动正如火如荼地席卷中国，1986年的厦门达达运动充分地诠释了那个年代：所有展出的作品在展览结束后被付之一炬。在《艺术怎么样？》一书里，蔡国强说，“八五运动时期的艺术家，包括我，还是比较带有理想主义色彩，到今天也还有。多多少少幻想自己的艺术能给中国社会和文化带来开放自由，能在艺术史上有贡献。面对社会问题，总想到或许艺术能改变它。”
在他看来，1980年代年轻艺术家的反叛是对集体主义的反叛，但基本还上是以集体主义的方式对抗集体主义。能不能关注真正的个人？就是说，艺术家的艺术探索和言论只代表他个人，每个人都承担起自己的责任，由此创造艺术社会的整体活力。他既希望中国艺术家坚持更加个人的艺术态度，又想让坚信“中国艺术被市场劫持”的西方评论家看到中国艺术家为全球当代艺术所做的贡献。
《自由》， 图片来源：孙原&彭禹工作室
卡塔尔对蔡国强和中国当代艺术并不陌生。2011年，蔡国强在多哈阿拉伯现代美术馆Mathaf举办他在阿拉伯世界的首次个展《海市蜃楼》，因此结识了卡塔尔博物馆群总负责人卡塔尔公主玛雅萨。此次展览就是在卡塔尔博物馆管理局的委托下进行的。
这次策展，蔡国强浏览了200多位艺术家的作品，拜访了40家工作室，最终甄选出胡志军、刘小东、孙原、胡向前等15组艺术家参展。这是一份野心勃勃的名单，涵盖了雕塑、绘画、装置、影像等多种形式。创造力是蔡国强在挑选参展艺术家时的首要条件。他以孙原和彭禹的《自由》为例，略带兴奋地描述了他所感受到的艺术家在追寻个人语言上下的功夫。
“他们建了一个大铁盒子，里面有高速喷水。在多哈也建了一个12米长、12米宽、8米高的巨大的铁盒子，高速喷水受铁盒子制约，一直在里面挣扎。自由这个主题大家一直都很喜欢表现……可是他们使用自己独创的语言谈论这个，（即使）在世界（范围内），它在理念上也有独到之处。”
“重新定义中国艺术家。”蔡国强引用《纽约时报》最近对他的一篇报道说。这次历时三年构思的展览显示出他眼光的独到之处——当你走进阿尔里瓦克展览馆，首先看到的是500尊泥塑，这是农民艺术家胡志军的《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胡志军当了一辈子农民，几年前，他的妻子——那个16岁就跟他恋爱的女人病故，他很痛苦，2013年开始捏起泥人来。蔡国强吃惊地发现，胡志军捏的上千个小人里有五花八门的性爱姿势，饱含这个64岁男人对妻子的怀念。
胡志军自认为对艺术一窍不通，却被蔡国强请来为中国当代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塑像，蔡解释说，“（他的作品）体现了我们的想象力和手工制作的乐趣。这就表现了我展览主题的目标——在艺术那些伟大的主题述说和目的之前，我们只是很爱艺术。”
胡志军的《泥塑中国当代艺术史》
这次展览被《Vogue》杂志评为2016年全球十大必看展览之一，《纽约时报》《经济学人》等媒体竞相报道，但这并不意味着蔡国强没有遗憾。他原本希望展览能够涵盖设计、建筑、电影、音乐和戏剧等诸多领域，但受到卡塔尔油价调整的影响，预算缩水。
“我们有很多很多的苦难，那我们创造了什么？”这个问题他不只提给艺术界，也是提给当代社会的。
作为参考，蔡国强提到了日本。在采访中他曾多次提及这个国家——他从1986年起旅居日本9年，期间创作了“与外星人对话”系列，并成为第一个获得日本文化大奖“广岛奖”的中国艺术家。战后日本面对和中国同样的困境——既要面对是否被西方承认，又要在西方冲击下通过对自身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以实现创造。但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孕育出了小津安二郎这样优秀的电影导演，也诞生了动漫、卡哇伊等美学。即便现在，蔡国强也常常回日本并且经常在那里“思考东方的问题”。相比二战前，战后日本重新寻找自己的文化精神，并在世界现代文化的脉络里成就巨大，这成为蔡国强思考中国当代艺术时的重要给养。
蔡国强的另一大遗憾是，除了他的工作室前负责人马文和本次展览唯一一个组合中的彭禹之外，其余参展艺术家均为男性。他在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说，“多数女艺术家都能呈现单个的艺术佳作，但我很难看到其众多作品背后统一的方法论。”不过这似乎并不能阻止他的两个女儿做艺术。大女儿蔡文悠从小就爱和爸爸斗创意，八九岁时就嚷嚷着“以后会搞艺术的”，而小女儿现在似乎也走上了同一条路。“她们就是天才嘛”，蔡国强说。
他对于自己的评价也是“天才型的”。但他认为自己不狂妄，彬彬有礼。他用“动物”一词来形容自己，“你是一个好动物，是一匹厉害的动物，就会有一些能量、野生的气质。”面对这头彬彬有礼的野生动物，很难将他跟那些批评声联系起来——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上的29个巨大焰火脚印令他举世瞩目，但离政治“太近”也引起了人们对他作品“妥协性”的质疑。
蔡国强作品《天梯》
尽管他看起来仍然有些顽童的气质——他以前的技术总监辰巳昌说，蔡国强的内心有个长不大的小男孩——但他说，艺术是寂寞的，灵魂因为寂寞才会追求好玩。
也许是阳光好的关系，这一天的蔡国强看起来踌躇满志，精力旺盛，使得从他口中说出的“寂寞”一词都带着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道。年龄的增长似乎向他打开了另一扇大门，他说，现在的作品里风花雪月比以前多——要么用陶瓷做春夏秋冬，要么用彩色火药画人生四季。不同于以往，性也渐渐进入他的创作里，虽然“客观上”不如年轻时强烈，但会更有张力。
提及奶奶的去世，他才神色黯然起来。蔡国强的奶奶不到三十岁就守寡，一生历尽艰辛，在他学习火药创作的初期是她教会他如何控制火力。2015年6月15日凌晨，他在家乡的一个小岛上点燃一根火柴，作品《天梯》在泉州上空绽放，这是他从年轻时就一心想要放给奶奶看的“最厉害的烟火”。大约40天后，奶奶便与世长辞。
当时蔡国强正在日本参加展览，他立刻取消所有行程回国，在飞机上拍下了许多云彩的照片。“那是一段很伤心的旅程。”后来又一次从日本回来，他为奶奶填了一首歌词，曲子是闽南民谣《五更鼓》，他小时候奶奶常常哼唱的。
你怕死吗？“不会”，刚刚陷入回忆的蔡国强脱口而出。他说，一个真正亲密的人去了那边后，死了就知道去找谁了。
这种豁达与他对“艺术怎么样”的看法不谋而合。《艺术怎么样？来自中国的当代艺术》的展览同名纪录片近日在国内首映，他说，影片看起来很沉重，但反省就意味着希望和能量。
实习记者金玉蓉对本文也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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